2020年8月，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時指出，“新時代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豐富實踐是理論和政策研究的‘富礦’”，廣大理論工作者要“從國情出發，從中國實踐中來、到中國實踐中去，把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使理論和政策創新符合中國實際、具有中國特色”。

下鄉是一個雙向的過程——人下去了，經驗上來了。深入基層，深入村莊社區，到祖國的實踐中去，這是做科研的價值所在。2020年，西南大學鄉村振興戰略研究院與屏南縣政府及相關院校聯合成立屏南鄉村振興研究院，著名“三農”問題專家溫鐵軍擔任院長，著力打造鄉村振興新型智庫，助力當地政府探索鄉村振興的路徑和思路。溫鐵軍說，長期以來，大興調查研究是主流，只是一個時期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后，考核評價指標發生變化，調查研究傳統受到了很大程度影響，但并不是說沒有人再繼續堅持調查研究。

在追求學問的道路上，“象牙塔”的深邃與“莊稼院”的堅實各有價值。新時代呼喚著“象牙塔”與“莊稼院”雙向奔赴，讓大學的智慧之光照亮鄉村的角落，讓鄉村的實踐經驗滋養大學的土壤。

何以屏南

2023年國慶節之后的3個月里，屏南縣熙嶺鄉四坪村成片火紅的柿子樹出圈了。據不完全統計，旅游最高峰時古村單日車次8000輛左右，人數3萬人以上。

柿子映襯下的四坪村。范一辛 攝

在外人看來，它是一個偶然事件。但在“回鄉教授”潘家恩眼里，它實際上包含了很多道理，這個道理包括怎么把一產變成三產，怎么通過文創、以創意的方法激發出生態資源的更多潛在價值。

溫鐵軍曾經作過這樣的表述，中華民族上下五千年的文明之所以沒有中斷，依靠的是鄉村。城市市民為什么喜歡鄉村？喜歡的就是鄉村生態的多樣化。比如屏南的龍潭村，新村民改造的就是廢棄的舊房，溪流、樹木、石板路、土木房、四平戲、龍潭酒，這是生態與文化，而這些，正是市民下鄉的吸引力所在。

屏南鄉野，憑什么能夠讓教授的情懷與鄉村的現實從融合漸趨融洽，讓理想根植沃土，讓沃土再造農村新風尚？

中國美術學院副教授陳子勁在村子里的生活簡單樸素，每天早餐自己動手搭配制作一杯黑咖啡。剛來屏城鄉前汾溪村的時候，他帶來了一年四季穿搭的衣服，因為之前經常要往國外跑、參加各種藝術交流，不同場合要穿不同的衣服。

現在，這些衣服就掛在衣櫥里，他只穿自在的衣服——今年3月底的采訪當天，他戴著一頂呢子布做的鴨舌帽，穿著合身且舒適的輕羽絨，一口細儂軟語普通話，優雅而紳士。

陳子勁喜歡在村子里晨跑和散步。跟隨他行走在村子，記者發現每一戶村民對他都極其友善，會招呼他吃蛋茶，會主動把在聊的事情告訴他。陳子勁總是笑著回應。但他這些年，并沒有學會聽懂當地方言，也從不介入村民的家長里短，更不會去灌輸學術或是藝術的理論和價值的認識。

“我是在用一種很克制的方式與他們相處。”“行走在鄉間，時時刻刻要警惕，因為理想主義很容易造成傷害。”他覺得這是與村民最好的相處方式。

對這些教授、藝術家，政府的服務做得很好。“當地干部會考慮到你有什么難題，你打電話給他他馬上會來，或者是你有什么想法跟他溝通，他沒有任何的回避。”陳子勁說，“見他們一點不難，意外且溫暖。”

屏南縣委常委、組織部部長吳周渺說：“我們的工作就是當好‘服務員’，為教授們、為新老村民創造一個留下來、不想走的理由。”

屏南就有個有趣的“四不像”——官員不像官員、村民不像村民、藝術家不像藝術家、教授不像教授。

這里的村民不是只會埋頭種田，他們也拍攝短視頻，會畫畫。他們非常自信，愛與藝術家一起創作，會主動策劃民俗文化活動；他們愛聽教授在村里的講座，會為獲得新知識和新技能而感到滿足。

這里的藝術家把工作室建在田間，把農民當作“同事”，大小藝術活動都要拉上村民。

這里的教授待在屏南已有3年甚至更久，一手一腳干出了很多事情，親身體會著鄉村振興的酸甜苦辣。“因為接地氣，所以理解艱辛。”

2015年仲春，一位戴著近視眼鏡的中年男人走進屏南。他叫林正碌，福建莆田人。在縣里的支持下，他用自己摸索出的啟發性藝術教育法，把“人人都是藝術家”公益繪畫教學活動帶到了屏南。

2017年，考察熙嶺鄉龍潭村之后，他向縣里提出用文創改變村貌的方案。縣里成立了傳統村落文創產業項目指揮部，聘請林正碌為“屏南傳統村落文創產業總策劃”，讓他在龍潭村試點。

昔日的“空心村”，成為藝術硅谷的“網紅村”。

復旦大學副教授張勇正是通過林正碌的朋友圈知道屏南的。“2016年的一天，我看到林正碌在朋友圈發的一組廊橋圖片，就被這個地方吸引了。”張勇來到屏南，在雙溪鎮前洋村修復傳統民居建筑，開展課堂教學，成為前洋村的新村民。

前洋村風水池 圖源：新古田

張勇團隊成員楊笑是一名紀錄片導演。這些年，她和張勇一起，用紀錄片的形式，拍攝記錄前洋村的原生態習俗。“每年春節的時候，村子熱鬧起來，婚喪嫁娶、迎神祭祀，都是傳承了千百年的傳統文化，非常獨特。”

吳周渺介紹說，屏南縣“一事一議”以才引才，吸引來一批教授團隊，又首創“鄉村振興特聘指導員”制度，形成了創新人才政策引進“高人”、改善創業環境引回“親人”、創建新型社區引來“新人”的“三引三創”機制。

成為一種自覺

屏南現象告訴人們什么？應當是一種自覺。

在這里，當地貫徹“不唯地域引進人才、不求所有開發人才、不拘一格用好人才”的新人才觀。有教授說，林正碌是一位靠自學而成為別具一格的藝術家，肯定不符合標準化的引進人才標準，但他在龍潭、四坪的鄉村改造是創新，屏南縣“破五唯”使用林正碌不也是創新么？

這是當地政府部門的一種自覺。

在這里，村民意識到自己是鄉村建設的主體和受益者，以主人翁的姿態提高家園建設的參與度和主動性，學習和提升自己的知識和技能，在思維和行為上更加接近于現代社會的公民。

這也成為當地村民的一種自覺。

屏南鄉村振興研究院的專家認為，屏南鄉村文創實施前后的思維轉變，凸顯了當地通過在鄉村發現新價值、傳播新價值、重塑新生活，從而選擇內生式發展方式的核心經驗，實現對鄉村價值的再發現。

在采訪中，記者同樣感到，屏南現象最耐人尋味的，是一群知識分子扎在鄉村，樂此不疲、心甘情愿，演繹著北京大學中文系資深教授錢理群20年前說過的一句話：“農村需要我們，我們也需要農村。”

跳出“象牙塔”，注重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他們拓展了“學術研究和知識傳授主要承擔者”的傳統身份，在運用自己專業知識為鄉村發展助力的同時，不斷驗證和完善自己的理論觀點。

這就是知識分子的一種自覺。

自覺地推進“象牙塔”和“莊稼院”的雙向奔赴，他們回答了第一個問題：好的知識來自哪里？

好的知識來自“象牙塔”。“象牙塔”承載著對真理的追求和對思想的探索，讓人們沉浸在無盡的求知和啟迪之中。

“當然，知識變遷之下，很多知識已經陳舊，很多新知識加速出現，大學教師的知識必須產自‘過去+當代’，才能對今天的大學生更有吸引力。”西南大學教授、屏南鄉村振興研究院執行院長潘家恩說。

“過去+當代”。可以理解為，理論+實踐，兩者結合，一方面生產學術知識，一方面推動社會革新和進步。教授們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思考著學術研究的實際價值。

廈門大學教授朱冬亮說：“費孝通先生講得非常對，他表示自己是一匹學術的野馬，意思是他不受一些既定的因素約束，認為哪些東西對國家發展有價值，就會進行研究。”

好的知識也來自“象牙塔”之外，那是做學問的初心。

“知識分子的責任是培養人。我負責引導學生了解‘三農’問題的新生力量和學術研究力量。我帶領學生到田野進行學術研究和課堂建設。”朱冬亮說。

回到家鄉進行鄉野調查，朱冬亮每天晚上都會帶領學生四處走走。“到處都能找到蛇，眼鏡蛇、銀環蛇，家門口就有。手電筒照過去，大家都很吃驚：那個地方真的有蛇！”

朱冬亮保持著做學問的初心，學生的評價也肯定了他做學術的初心。他說：“為什么在農村容易找到蛇？農村的生態環境好了，這是我們的親身感受。在這個過程中，將生活、學術與個人興趣融合在一起，你就不會感到疲憊。你不是為了做學術而做學術，而是將其視為一種生活方式，學術融入生活和國家發展的變遷過程。”

自覺地在更廣闊天地里推進“象牙塔”和“莊稼院”的雙向奔赴，他們回答了第二個問題：好的知識如何生產？

“知識分子需要拋掉‘光環’，變‘俯視’為真正的‘平視’——你是來實現多元價值的，而不是來‘我幫助你’的。”福建農林大學生態學教授王松良說。

20多年來，福建農林大學的一批批學子扎根鄉野做生態農業。王松良欣慰之余，借受聘屏南鄉村振興特聘指導員之機，來到他的學生、龍潭村新村民江思林的試驗田。這一看，他極為震驚：“這里的稻田生物農作體系，完全不是我課堂上教的那一套。”

王松良改“拜”江思林為師，帶學生去和江思林交流為農心得。他說：“這兩年與屏南鄉村的‘新農夫’們一起學做生態農業，切身體會自己從高校書齋里‘教授’到鄉村田野‘草根’的‘蠶變’過程。”

“原來也以為自己是教授，生態農業沒人比我懂，可是做之后就碰到這樣那樣的困難。我只能換一種手段——去發現在地生態農業人才、去了解更接地氣的生態農業新知。”王松良說。

回答這兩個問題，他們指向了一個共同的解題方向：做學問，要“頂天立地”。

屏南鄉村振興研究院的出現，提供了一個參考樣本。

“我們把研究院建在最接地氣的村子里，研究的卻是鄉村振興最前沿的問題。我們把屏南當作是一個綜合空間，駐扎在此，但不就事論事，反而模糊了‘邊界’，向外產生更多鏈接，開放地吸納空間更廣闊的先進知識。”潘家恩說。

學者們不靠“招商引資”而來，他們靠良好的學術氛圍和合作機制而來。

學者們和農民一起探索，又擔起“翻譯”和“橋梁”作用，去總結、去提煉、去傳播。

一個有趣的現象正在發生：“科特派”助力的特色農產品，由市場營銷學教授團隊助攻上市；社會美育教授的田間課堂內容，請生態學教授擔當設計指導……

多學科交叉和整合在田間地頭上演，教授們也跨界組隊了。

這，也許就是集美大學教授黃永春所尋求的“學科研究的深度”和“解決生產實際問題的廣度”之間的平衡。

為了推廣斑節對蝦這一優質對蝦新品種，黃永春曾經組織學生到一線開展相關生產實驗，將生產一線的成活率提升到接近70%，并將該過程整理成論文發表。但論文最終因為某一評審專家“成活率不到80%就算失敗”的意見被“槍斃”。

“我跟編輯解釋說接近70%的成活率在實際生產中已經相當不錯了，可又有什么用？編輯表示理解，但論文終究發不出來。”黃永春說。

黃永春認為，如果評審專家能到養殖一線做個調查，或是自己不做“高產養殖實驗”，換成做“基因表達”的實驗，可能就不是這樣了。

黃永春最終沒有選擇做“基因表達”的實驗。“那套話語模式，放到生產一線養殖戶聽不懂，沒人會和你一起干。他們需要的是能幫助解決生產實際問題的辦法和措施。”

他仍在努力尋找更符合自己價值實現的方式，縮短“象牙塔”到“莊稼院”的距離。

距離如何縮短

從事學術研究，知識分子有兩種目標：一種是純學理性的研究，注重研究的學術價值彰顯；還有一種是強調實踐性的研究，注重研究的應用價值彰顯。也有學者兩者兼而有之。

純學理研究很少直接與日常應用相關。但在許多情況下，純學理研究對擴充知識很重要。比如，最為基礎的數學研究、較為前沿的基因研究，它可以是一種探索，但這種探索可以使得人們在處理實在問題時，潛藏著“造成革命或巨大進步”的可能。

開展實際研究，不能從概念到概念，自然就必須強調其應用性，直接為推動國家發展、社會發展服務。比如，“三農”的改革和發展問題就是非常現實的問題，中國式現代化相關問題也肯定與城鄉關系密切。

然而，應用研究的學者，也有苦惱。他發表學術文章的應用性體現在哪里？從“莊稼院”到“象牙塔”，這個距離能否縮短些？

黃永春的論文發表遇到的問題，福建農林大學農學院高級實驗師毛大梅也曾遇到過。

毛大梅年復一年扎在田里埋頭研究水稻育種，苦于應用研究論文“含金量不高”，6次申報副高職稱均未能成功，直到去年才終于在學校評價體系的轉變中獲得通過。

“水稻育種是跟著太陽走的‘候鳥式研究’。我每年3月至10月在本省沙縣基地、10月至次年4月底在海南，這中間還有個把月甚至要兩頭奔波。進高校工作27年，我一直堅持在水稻育種一線，堅信付出總會有回報，但申報職稱‘屢敗屢戰’。”毛大梅坦言。

“一個被貼上‘做實踐的’標簽的學者，意味著他（她）與理論還是‘兩張皮’。埋首在鄉間，久了，你會發現自己跟主流的學界開始疏遠，疏遠以后可能很多人不認識你，或者說你就是個實踐派——實踐派是什么意思？或許就是‘你沒學問’。”潘家恩說。

“評價指標是‘指揮棒’，如果把他們強行地捆在書齋里，也會壓住大量年輕人下鄉調研的積極性，對年輕人來說是個摧殘。”溫鐵軍說。

將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作出兼顧內部有效性和外部有效性的高質量理論與實證研究，需要關注到學術培訓和激勵機制的設計。

教授們希望，這“兩張皮”能合二為一，讓主流學界看到做實踐的人不是只會埋頭趕路，他們同樣能夠對知識生產作出巨大貢獻。同時，做實踐的人也要學會總結、學會提煉，而不能只是說“我做了”。

“莊稼院”到“象牙塔”的距離如何縮短？

2023年，福建農林大學修訂出臺專業技術職務評聘實施方案。教學科研型教授任職基本條件選項中，與服務鄉村振興有關的業績選項占到22%，研究員任職基本條件選項中則占到35%。

毛大梅的副高職稱，受益于福建農林大學教師評價標準的兩個變化：代表性成果可以當代表作，毛大梅用任職期間主持選育的優質水稻新品種送審——它通過了福建省審定，并實現了成果轉化；論文盲審成績不再影響現場答辯成績，這讓以往倒在“含金量不高”論文上的毛大梅首次有機會參加現場答辯，最終得到更綜合更客觀的能力評價。

眼下，高校的評價體系也在發生轉變。“當大家看到太多不切實際的東西以后，真正來自基層的、真正能給人一種啟示的聲音，其實是一種稀缺。”有教授認為。

2023年，廈門大學出臺政策，對定點及掛鉤幫扶的科技特派員，學校除了提供工作經費和項目經費支持外，還在碩士生、博士生招生指標，職務聘任及崗位晉升等方面進行支持和傾斜。

立夏時節，屏南縣熙嶺鄉四坪村。

鄉村建設美育落實后，四坪村每一處造景都頗具匠心。圖源：福建省自然資源廳網站

后山的梯田層層疊疊、千姿百態，平靜的水面映照出碧空和白云的倒影，宛如一幅油畫。

“荒地已開，梯田已整，涼亭已建，小滿插秧！”站在田頭，村民潘國老聲音里透著滿足和期待。

這是四坪村“鄉土·潮農”共創團隊的新項目——它集梯田、山林為一體，提供藝術研學、農耕體驗、生態食物、露營團建，是個生態、生產、生活相融合的立體空間。

空間的復合性一如共創團隊人才的多元：返鄉青年潘國老，藝術家新村民陳曉藝，創業青年潘韡，大學生付宗玉，老村民潘國毅……

四坪村，就是屏南鄉村振興研究院所在的村。與4年前相比，她已經很不一樣了——新村民多起來了，多業態社會化生態農業初步形成了，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場景開始呈現，還舉辦了三屆全國鄉村振興碩博研習營，啟動了鄉村訪問學者計劃。這正是鄉村振興后所形成的特點。

當大學的智慧之光照亮了鄉村的角落，鄉村的實踐經驗也必然滋養著大學的土壤。讓每個人都在所從事的領域更加自覺地去努力，如此，改革就能成燎原之勢，燃起更多年輕知識分子把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的激情。

來源：福建日報

編輯：陳娥

審核：陳小蝦 周邦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