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2年起，俄國的阜昌、新泰和順豐3家磚茶廠在福州南臺附近設立機械制茶廠，磚茶制作規模較大，福州的鼓山鼓嶺、閩侯及市區周邊其他茶葉種植（所謂的“東路茶”）自身產量有限，無法直接滿足福州港各洋行大量采購需要，其中也包括俄國磚茶廠制作的需要。

坦洋茶商附屬的橫樓（制茶工坊）

從總體上說，福州茶港在全盛時期更多是以整個中國南方茶區茶葉集散地的形式出現的。茶葉外銷的需求推動福州周邊茶葉種植發展迅速，北嶺和周邊的寧德縣以及福寧府其他茶產縣域的茶葉種植迅速擴大。

與福州關聯密切的福寧府產茶歷史悠久，福安、壽寧、周寧等5縣都有茶產。李拔在《福寧府志·物產》專門載有福寧府的茶：“郡治俱有，佳者福鼎白琳、福安松羅，以寧德支提為最。”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修的《寧德縣志·物產》也記載：“茶，西路各鄉多有，支提尤佳。”

1851年，閩北建寧客商來到福安坦洋購茶，并將紅茶制法傳到坦洋。坦洋一帶因地勢緩和、丘陵縱橫，適合茶葉栽種，另外坦洋村所處地域有溪流，行舟楫小船可走水運至賽岐港，陸路運輸時代坦洋茶葉經白石可運往飛鸞嶺。海運開通后，其對面的三都澳島附近海域為天然良港，可走大船至福州馬尾港，適合海運貿易。1899年，三都澳島設立福海關，茶葉外貿為大宗。

坦洋一帶茶葉商業種植相當成功，坦洋村茶商胡氏、施氏發明的工夫茶制作工藝，被譽為“坦洋工夫”，在國內外市場上享有盛譽。1854年，郭尚賓在《桂香山記》中談及坦洋“產茶美且多，有武夷之風，外邦稱為‘小武夷’是也”，這是外銷茶葉擴大之后武夷茶區外溢至閩東福安一帶的明確證據。1866年，坦洋村設有厘金局（茶稅局），福安茶類課稅獨辟一門，坦洋村成為閩東最大的茶葉加工基地。

坦洋村設立的厘金局紀念設施（1866年設立）

降至19世紀60至80年代中期，福州茶葉出口迎來了景氣期，福州被稱為“世界茶港”，來自俄國洋行的磚茶及其紅茶需求不僅是當時外商采購的主力，還在一定程度上維系了英商來福州采購茶葉下降的趨勢，穩定了福州港的茶葉外銷格局。當時福州作為外國通商口岸的經濟要素聚合輻輳，福州茶港的集散中心功能充分發揮，對閩東茶葉種植制作的輻射力增強，從福寧府經寧德縣飛鸞嶺運往福州的茶葉被稱為“北路茶”。

根據《寧德茶業志》記載：1881年，霞浦、柘榮、周寧、壽寧、政和以及浙江泰順等地的茶葉均運送至坦洋村加工精制外銷，年產茶5萬余箱，產值大洋100多萬元。坦洋遂成茶葉集散地，有茶行（莊）36家，人稱“小福州”。福安茶葉出口量達7萬余箱（4.2萬擔），是年為福安歷史時期出口茶葉量最多的年份。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經三都澳出口的閩東茶葉達2736.7噸，閩東成為福建省的主要產茶區。

源源不斷從北路、東路和西路（武夷茶區）而來的茶葉匯聚在福州，促進了茶磚貿易。1892年俄國在福州輸出磚茶7900擔，1893年增至81418擔，1895年為103945擔。19世紀90年代的中文史料直接記載了閩東“北路茶”與福州俄國商人制磚茶之間的業務往來。1893年10月17日，上海《申報》記載：“閩中出產以茶為大宗，近年來因洋商不順暢，銷茶景頓形減色。今年價值頗佳，現在北路每擔十三四兩，西路八九兩之譜，尤其者有一種老婆片，往年產出無多，現經客販極力搜刮，竟共有十余萬擔，為十數年來所未有。俄商順豐、阜昌兩行制造茶餅，專售此項茶片，每擔四兩左右，亦茶市中一番轉機。”

上述材料中的背景就是英國洋行逐漸減少了對福州茶葉的采購，主要原因就是英國為奪取中國茶葉貿易之利，已經開始在英屬印度殖民地種植茶葉，返銷英國本土。因此《申報》所載來自福寧府等地的茶葉被俄國洋行順豐、阜昌作為制造磚茶的原料，還有專門的名稱“老婆片”，這種茶片每擔能值銀圓四兩，當年的數量更有十余萬擔之多，這也是福州茶市在外銷英國市場銷量下降后，迎來了俄國市場的新機遇。

俄國的磚茶廠是當時福州地界上除福州船政局下屬工廠之外，為數不多使用現代蒸汽動力的洋務企業。俄國洋行的資本也頗有規模。俄國的洋行與閩東的茶商形成資金往來的關系，當然也有業務的糾紛。《申報》（1908年1月7日）刊登了一條來自福州的消息，俄商阜昌洋行用于預購茶葉的資本被閩東福安、壽寧等地茶商拖欠。當時的《申報》轉譯《字林報》的一則文章《究追俄商資本》，“俄商阜昌行向在南臺開設磚茶棧生理，各茶客往往向該商措本辦茶。乃有田礑仁安茶棧蘇某，又壽寧、福鼎、寧德各縣茶客某某，先后措資辦茶，均延不交貨，由俄商稟請福防廳及洋務司傳拘各茶客到案，查封產業抵債云”。

上述材料說明俄國商行在南臺島開設有專門的磚茶茶棧，茶棧就是大型倉儲。來自壽寧、福鼎、寧德各縣的茶客會先期向俄國商行申請預付，就像英美洋行來福州委托中介代理或者買辦實施的“內地采購”制度。顯然，這種預付行為具有一定的風險性，材料中反映的問題就是來自閩東的茶商延期不交貨，俄國商人最后訴至政府，申請查封產業來抵債。這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出俄國商行在華經營茶葉與當地茶商的競合關系。俄國商行在中國茶區直接制運茶葉，也揭示其對華經濟滲透的加深，尤其是在中國的閩江中上游、長江腹地的漢口、九江都有俄商的直營茶廠。這兩則中文史料直接記載下閩東茶商與俄國茶商之間復雜的業務往來關系。

1926年，前俄國的商務參贊鮑里斯·托加舍夫在中國商務印書館以英文出版《中國：種茶的國度（China as a tea producer）》一書，該書以俄國在華茶務顧問的專業視角探討了20世紀初期中國茶產業與外貿的狀況，揭示越來越強的外茶競爭局勢。在介紹福建茶區時，重點展示了福州、廈門和三都澳等種植或加工茶葉的集散地。在涉及閩東“北路茶”時，鮑里斯·托加舍夫介紹了福安、霞浦、寧德等產茶重點縣，三都澳對福州而言是重要的次級茶葉市場——茶青及成品茶的重要來源地。即便在19世紀90年代福州茶外銷開始消退之后，三都澳也擁有大量的茶葉貿易。三都澳年均出口量可達到10萬擔，主要出口紅茶，“但同時也出口相當量的綠茶，在某些年份綠茶出口達到65000擔”。這些綠茶和紅茶在匯入福州茶市后，也有被俄國商人制成磚茶，運送至恰克圖，再轉運至俄國的亞洲部分（西伯利亞）。

作為福州茶港的種植加工腹地，閩東茶葉因其產量、精制加工的制茶工藝以及存在著活躍的茶商社群遺址遺存，成為“萬里茶道”海路轉向重要節點——福州的關聯性支撐。如1879年，福安、壽寧等地茶商胡氏、吳氏參與重修起步嶺的碑刻，說明以茶為業的閩東茶商在生意發達后捐資修筑起步嶺至白鶴嶺的道路以及周邊的五福亭，碑刻中保留下來的福安的茶商商號有泰大來、福興隆、泰和森、祥記、和記、萬利等。眾多茶商商號足見以福州為中心的茶港與“北路茶”之間形成“港口—腹地”的經濟模式。

寧德縣飛鸞卡舊址（1883年設立）

飛鸞嶺碑刻附近還有福州將軍、閩海關稅務穆圖善力主建立的飛鸞卡（茶卡）舊址。根據光緒九年（1883年）《京報》（第五百七十二號），飛鸞卡主要目的就是在“北路茶商進省必由之路”設立稅卡，“遏五縣要沖”，從而征收茶葉渡稅，當時的政策是“每擔征銀一錢”。飛鸞卡目前保存完好，是清代地方政府護茶商、征茶稅的重要實物證據。

值得一提的是，帶頭捐資的福安胡氏以商號泰大來名義捐“番”陸拾元。“番”為“番銀”，一般為西班牙銀幣（墨西哥獨立后，來自美洲的銀幣一般稱為英銀、英洋或墨銀）。上述碑刻反映出閩地先民以諸山之獲，輾轉交換源自美洲的白銀，這種以茶易銀的山海大交換既是福建諸多茶商發家致富之生計，也體現著晚清以降福建主動或被動卷入全球貿易體系的重要經濟營生。

（作者單位：福建師范大學社會歷史學院全球茶葉史研究中心）

來源：福建日報

編輯：陳娥

審核：陳小蝦 周邦在